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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2 21:49

原标题:3700年前的一次异族迁入,造就了三星堆奇特的青铜文化

30多年前,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令古蜀文明“一醒天下惊”。高大的青铜立人、纵目人像、充满想象力的青铜神树,让人惊叹它们的神秘和瑰丽。伴随着金沙遗址、宝墩遗址等考古发掘,古蜀文明的脉络也渐渐清晰。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召开,本报特邀与会大咖纵论古蜀文明。专家们一致认为,古蜀文明从未孤立存在,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世界青铜文明的耀眼明珠。古蜀文明丰富的内涵,令它成为中华文明的宝库之一。□本报记者 吴晓铃古蜀文明从未孤立存在 记者:在整个中华文明的版图中,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有怎样的地位? 王巍: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古蜀文明肯定是最有特色、最耀眼的文明之一。我们一说到它,马上就能联想到青铜立人、神树还有太阳神鸟,这是其它区域所没有的。在学术界举证中华文明多样性的时候,就往往说到古蜀文明,尤其要提到丰富多彩的造像传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所创造的青铜神像是中国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造型艺术之一,凡是看过三星堆岀土青铜器的无不为古蜀灿烂青铜文明所震撼。前些年,我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都碰到过三星堆的展览,场面十分轰动。除了造型艺术,古蜀文明还包括了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的文化,所以它是座宝库,很有特色。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已经有很多可以证明古蜀文明和夏商时期的中原文明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有的造型和中原的形态非常相似。这些青铜容器最早在中原萌生、形成,用来彰显王的身份或者宗教礼仪,在古蜀地区同样也借鉴了过来,这是古蜀文明开放性的体现。 赵辉:实际上我们追溯古蜀文明的起源,就可以看出它和其它地区的文化存在紧密联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马家窑文化为主的周围的文化就从四川盆地西北部进来;另一方面,长江中游的文化也从三峡溯源而上,对这里产生了影响。目前考古已经证实,宝墩遗址的筑城方式与良渚、石家河古城相似。三星堆、金沙的青铜器、玉器的制作技术,与中原等地相似。三星堆陶盉等器形,应源于黄河流域。正是文化的多源和融合滋养了后来古蜀文明的发展与辉煌。 邓聪:2007年我有幸参与了金沙遗址玉器工艺学系统的研究,主要以玉器中的牙璋为讨论核心。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玉器的形态,同样可以看出与中原或者长江中下游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如,在金沙遗址出土过一件和良渚相似的精美玉器——十节玉琮,即使我在江苏、浙江或上海,也没看到制作这么精美、玉料这么好的玉琮。这样一件玉琮为何会出现在成都平原?背后一定存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夏代晚期最重要遗迹——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金沙、三星堆的玉器存在相似的文化面貌。不仅如此,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不仅上承二里头遗风,还往南再向东南亚大陆扩散,目前越南冯原出土的玉璋,就和金沙遗址出土玉璋十分相似。加大发掘保护争取早日申遗 记者:在古蜀文明保护和传承中,未来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徐光冀:最近几年,三星堆、金沙、宝墩遗址等的发掘,都取得了重大收获,未来,这些地方的考古都还要继续,解决许多困扰学界也是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三星堆创造了如此辉煌的青铜文明,但是它的铜矿来自哪里?铸造的作坊在哪里?目前这些都要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才能解决。此外,三星堆文化为何突然消亡?为何金沙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另一处崛起?至今仍没有公认的答案。对于金沙遗址来说,它的范围肯定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大,应该扩大发掘范围,可能对金沙的认识会更清楚。至于新津宝墩古城,则应该继续寻找城市的布局,找到道路和城门或者面积更大的宫殿区域。只有发现更多的遗存,才能说明这个城在成都平原的重要性。 另外,古蜀文明已经被证实并非孤立存在,但是它从源头如何来到成都平原,能否勾勒更清晰的路径,同样需要大量的工作。对古蜀文明的研究,未来可以考古为主,与自然科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第四场 黄翠梅:《牙璧的起源与发展:从殷墟出土的牙璧谈起》www.88850.com 1 通过梳理殷墟出土的数件牙璧,发现这些牙璧不仅形式多样,尺寸亦颇有差异,各牙之间齿饰或有或无,每组齿饰的数目和形状也不一致,各器之间缺乏发展脉络,显示其不仅来源纷杂,制作时代也不甚一致,从其突牙和齿饰的表现推断,它们极有可能分别源自新石器时代晚末期阶段的辽东、山东和晋陕地区。通过梳理不同时代出土的牙璧,发现牙璧在新石器时代发展最为兴盛,春秋时期以后已基本消失。自商代中期开始,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牙璧或其改制器经常出现在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贵族墓葬之中,其中又以殷墟地区最为集中。到了西周时期以后,牙璧的分布虽然扩展到山东半岛和四川盆地,但数量已经相当稀少。而且发现牙璧的主体一般为圆环形,然而无论时间先后、地域区别,环体有粗有细,中孔亦可大可小,唯有机牙是牙璧设计的主要核心,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步出现变化。机牙的设计原型,应是源自侧身的蝉形,其中牙根是知了头部的位置,而牙颈和牙冠则代表知了的身躯。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出土的牙璧大致可以依据机牙上齿饰的有无被概分为甲和乙两类,随着时间的发展,甲、乙两类的机牙都从初期拱背平腹、中段突出的宽阔形式,逐渐变得细瘦规整;牙冠内缘刻划也由深变浅、机牙与环体间的区隔消失。关于其起源,她认为相较于山东半岛出土牙璧的制式化表现,辽东半岛出土的牙璧外形相对原始,变化也较为丰富,显示它们在牙璧的起源与流传过程中起步更早。 江美英:《二里头遗址与妇好墓出土玉雕纹玉柄形器研究》www.88850.com 2 二里头遗址约出土有柄形器16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长江中游制作,另一类为受长江中游影响制作。出土的具有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的雕纹柄形器共有两件,认为均是石家河文化晚期制作的遗留物,来自于长江中游,不是二里头时期制作的器物。通过二里头与肖家屋脊文化雕纹柄形器的对比,发现它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里头柄形器上的兽面纹就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中的神祖面纹演变而来,其中一件雕纹柄形器下端为虎头,其纹饰来源也是肖家屋脊文化。这种纹饰的来源应是承袭自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组合,影响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柄形器,进而传播到二里头,影响夏、商、西周柄形器的形态和纹饰。且除柄形器之外,二里头遗址还有其他类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遗留。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除玉凤外,还有玉雕纹柄形器及其他类玉器也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遗留物。妇好墓出土多件雕纹玉柄形器也是具备二里头时期与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分节、花瓣、榫头、凸弦纹等特点,认为妇好墓部分柄形器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两件柄形雕纹玉器相同,都是石家河文化晚期遗留物。妇好墓出土玉柄形器承袭自二里头、石家河文化晚期,影响西周柄形器,夏商玉柄形器在此类玉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郭静云:《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www.88850.com 3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所隐含的精神与信仰要点,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时又往北、向西、向东传播。殷墟有许多源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经过盘龙城文化的传承,而再见于商周文化之中。 石家河文化玉器体量不大,但是它制作技术十分高超,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细线阴刻技法。认为当时人只有使用金属砣才能制造出这种效果,细线条刻纹也不可能用绳砂磨出来,需要用金属钻;并且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红铜器,而至少是与邓家湾发现的性质相同的青铜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罗家柏岭玉器制作坊应该已采用小型的青铜工具,该地点曾经发现过五块铜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残件。这种玉器加工技术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商传承。 商代铜器和玉器上出现的饕餮纹、扉棱,及一些器类,如玉蝉、玉凤、玉虎、柄形器,传承自石家河。她认为柄形器应该称之为“祖形器”,它历经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盘龙城文化,然后达到殷商时期。石家河文化的祖形器的来源是屈家岭文化中的陶祖,其形体较大,是因为它所蕴含的概念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 殷商以来的玉祖礼器具有多样化,可分为四组:1、为石家河遗留物;2、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应该代表玉祖牌位传统的继承;3、在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纹;4、保留与玉祖相似的形状,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较多,而创造出新作用的礼器。 许晓东:《殷墟妇好墓改制玉器及其他》www.88850.com 4 妇好墓中出土了数量不少的玉璧、环、璜、圭、刀、琮,但尺寸明显变小,而且较多经过改制,其作为装饰功能的意味明显增强,暗示着新石器时代以祭礼用玉为显著特色的玉器功能的式微。 璧、环、琮、璜等最基本的方、圆造型,对晚商佩饰类玉器的造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直接造就了大批璜形佩饰的出现。利用旧玉改制,适应旧玉固有造型,可能是出现上述各式璜形佩的重要原因。以璜为主体,组合其他珠、管、动物雕饰而成的两周时期的组玉佩,其滥觞应追溯到商代晚期。可见,商晚期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祭礼功能,向两周时期玉器的政治礼制功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妇好墓中所见的的“金玉同盟”,这种牙、骨与玉、绿松石并重的情况,继承自二里头时期中原绿松石文化,并开启了两周青铜器、带钩镶嵌绿松石的先河。 第五场 宋建:《妇好玉人的辨形与溯源》www.88850.com 5 妇好墓发掘报告称共使用玉人13件,可以将这些玉石人分为几种不同的种类。从身形姿势上,可分为三类:半蹲姿、踞姿和跽姿。根据头饰与发式,玉石人像有戴冠者和不戴冠者之区分,冠又有高冠、低冠之别,不戴冠者有长辫、短发之别。综合以上分类标准,这些玉人明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戴冠、双臂屈折向肩部、踞姿,另一类是无冠、双臂下垂、跽姿。妇好墓人像身姿的起源可以到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东部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玉人,妇好墓玉人的姿态均可追溯至这些文化的玉人身上。 妇好墓双性玉人上肢采用了不同的姿势,男性为双臂下垂,女性为双臂环抱于下腹部。江苏朝墩头M12的玉人可算作是这件双性玉人双臂环抱的雏形。良渚文化先民的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细化,那些玉工、陶工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二维载体上表现三维图像,甚至一、二千年后的商周时期依然如此。因此,所谓“作弯曲状,抬臂弯肘”,实际上要表现的是“双臂环抱”,只是二维图像不能显示清晰的立体感。 妇好墓人兽合一圆雕中的兽面和圆雕玉人胸腹部的兽面也是神灵,它们同良渚文化主神具有很深的渊源。 通过人像的性别、身份,分析人兽合一的内涵,并追溯商代人物身姿的起源,进而探讨良渚文化以来人、兽、神的相互关系,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绵绵不断的传承。 许杰(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以玉石器为例》www.88850.com 6 玉器研究很难,在于时代的跨越非常大、内容很庞杂、地域很广泛。研究玉石器,首先要掌握材料,尤其是玉质需要实物观摩才能掌握和辨认,不能依靠图片和线图,这也是有难度的原因之一。玉器的加工制作也比较复杂,对具体的制作工艺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另一个有难度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玉器是零部件,而非全貌或完整的组合。 定义三星堆文明最重要的就是青铜雕像,也有与其他文明相同的青铜容器部分。而在玉石器方面,玉戈和有领玉环也见于其他文明。三星堆文化历经的二里头、二里岗、安阳三个时期相互关联,在此时期,中原与三星堆之间的器物流转问题、玉工流转问题,微痕的研究就十分必要而且重要。通过这些研究,进而可以延伸至贵族迁徙和人口迁徙的问题。 以长条形玉刀为例,三星堆、二里头、湖南桅岗出土的玉刀都有网格纹,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是这些玉刀体量差别巨大,那么这种关系却很难判定,牙璋同样如此。两地或多地出土同类或同样的玉石器,第一要看材质是不是相同,二从微加工看是不是具有同样的制作技术,只要这样才能判定到底为何关系。通过对三星堆玉石器的观察和研究,认为三星堆和长江流域文明受到了二里岗商文化的影响,到了安阳时期,两地文明独立发展、互有影响。 喻燕姣:《商代祭祀用玉探讨》www.88850.com 7 喻燕姣研究员通过对甲骨文记载的祭祀用玉和考古所见祭祀用玉的分析,得出相关重要的认识: 商代甲骨文有不少关于商代“玉”的记载,在祭祀时所用物品中,玉是非常重要的祭品,但使用数量和次数远远少于物牲和人牲,一般只用于祭祀规格较高的先王或山川等自然神祇。在甲骨文中,用玉祭祀主要有“燎玉”、“沉玉”、“坎玉”、“刚玉”等几种方式,另见“奏玉、爯玉、尊玉”等祭祀名。 原商文化中心区出土的祭祀用玉主要分布在宫殿区和王陵区。商代在一些重要建筑开始营造之前往往有举行奠基、置础、安门等营造仪式作为祭祀活动的行为,也属于商代先民祭祀遗迹的一种。商代早期玉器直接用于祭祀的情况并不多见,多数与祭祀有关的玉器发现都是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中商时期发现了少量祭祀坑,可能是用来祭祀各种自然神祇的。殷墟王陵区的祭祀遗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墓范围内的腰坑、殉人、人牲等祭祀遗址,其中部分身份地位较高的殉葬者随葬有玉器;另一种是在王陵区内的公共祭祀场所举行祭祖活动遗留的祭祀遗址,一般通称为祭祀坑。 中原商文化中心区以外相关的祭祀玉器中,祭祀坑出土玉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宗教祭祀区出土玉器主要发现于金沙遗址,青铜器窖藏玉器目前大部分集中在湖南湘江和资江下游一带。 商代祭祀用玉的特点有以下特点:一是祭祀用玉品种无明确规定,似乎所有的玉器都可以用来祭祀。二是祭祀用玉方式多样。三是用玉祭祀的对象有限,主要是自然神和历代先公先王,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时间的退役有所减弱,但对祖先神的阴阳却贯穿整个商王朝。 叶晓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晚商玉器阴刻技术研究--以妇好墓为例》www.88850.com 8 纵观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晚期至商周时期玉器,阴刻工艺呈持续发展状态。最为突出的是商代晚期,玉器的礼制功用式微,阴刻工艺反而呈盛行之势,精美、流畅、变幻多端却又存在一定对称性和规律性的阴刻纹饰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玉器装饰风格。商代玉器在继承史前玉器传统的基础上,深受青铜文化浸染,具有重复性和对称性特点的阴刻纹饰逐渐发展成为其主流装饰风格。这不仅对之后的玉器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一定时期内玉器技术的选择性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导向性作用。 通过对妇好墓出土玉器进行微痕观察,发现传统的手持石制工具除了被用于少量阴刻纹饰的细节制作,很大程度上已被携带解玉砂的旋转砣具所取代。此外,我们观察到砣具在该时期尚未用于切割、打磨等技术。说明早期砣具在玉器技术体系里的应用存在选择性和局限性。就中国玉器技术史而言,砣具的应用是加工技术从纯粹手工到半机械化的分水岭,而晚商时期正处于这个极为重要的变革阶段。 到目前为止,考古出土材料中并未出现早期砣具等关键材料,目前的认识仅从实验考古和微痕的对比分析判断获得。由于殷墟晚商时期制铜、制玉、制车等关系到国家实施有效统治的根基,殷商人采取家族管理模式,牢牢控制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严防技术流失。磨石类工具在殷墟发现较多,但其他制玉工具鲜有出土,推测可能正是与严格地管理有关。 第六场 吴棠海:《商代玉器形纹设计研究》www.88850.com 9 器物是以人工方法将某些质料转化成具有特定造形、纹饰、用途等的物件。“质料、工法、形制、纹饰”四项,是汇聚成器物的基本要素,也是研究器物的主要路径。然而,在料、工、形、纹之表象下,许多潜在复杂的内涵仍亟待发掘,因此在还原商代玉器的形纹设计概念,必须从基础的分项研究逐步进阶到整合研究。 通过对殷墟妇好墓玉器的研究,认为商代以“环形分割法”切割玉料:首先将玉料切磨成圆形,取出中间芯料,形成一厚环形器;其次运用“旋转切割法”将厚环形器分制成一件凸缘环及两件玉璧,凸缘环和玉璧仍可再进一步进行分制,形成手镯或及其他璜形玉饰,而取出的芯料则可制成小型蟠龙玉饰。如此消耗,从而形成层层利用的关系。商代玉器的艺术风格具有以下特点:商代玉器纹满身,夸大眼睛臣字眼,刚劲有力在纹饰,凸显造形边镂空。以上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而成为器物史料。 林继来:《继承与创新--殷墟玉器符号与合雕风格剖析》www.88850.com 10 欧洲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X光透视风格的动物艺术以表现骨架为主。这种特殊的透视式艺术方法,西方学者称为X光线风格或骨骼式艺术。通过观察殷墟玉器,发现其中一些玉器的刻纹以X光透视方式表现,如下颌及四肢关节、颈椎、脊椎、胸腹、背、羽翎及肛门等,是表示身体各部位之符号。另外,妇好墓玉器纹饰中有以X光透视风格表现人或动物骨骼,除具装饰性美感外,亦含重生之意。通过对扉棱的观察,认为呈C字形之扉棱,实为简化之禽鸟造型。此外,以两种或三种动物、禽鸟、人等元素组成之合雕象生玉饰,造型神怪荒诞。 蔡庆良:《规范与传移--晚商玉器的风格化特征及其对西周玉器的影响》www.88850.com 11 殷墟时期的玉器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但是它们之间不是千差万异,而是遵循着较为一致的制作规范。这些规范主要通过加工、制作技艺表现出来,如商代的使用桯钻制作动物形玉器的耳朵、穿孔,桯具制作头角的手法,使用桯具镂空的手法、镂空的单位和变化。这些规范部分被西周继承并有所调整而继续向前发展,对西周时期的玉器制作影响较大。造成商和西周风格调整的原因是艺术目标不同。 以往的研究多从器类、器形、纹饰等方面直接入手进行研究,但是这些方面未必是最好的切入角点,风格化的规范技巧有时比母题相似更为重要。 徐琳:《故宫博物院藏商代玉器综述》www.88850.com 12 故宫藏商代玉器的具有以下特点:1、数量多,总数约1400余件,大多数没有对外发表;2、清宫旧藏所占比很小,仅有不到30件;3、新收玉器1300余件,占绝大多数,来源复杂,但多数为民国以后出土的商代玉器。 清宫旧藏的商代玉器常被改制,做为他器,或加刻纹饰,亦多被盘玩,包浆滑熟。新收的商代玉器多为出土。种类不仅包罗了目前考古发现的各种商代玉器品类,还有不少独特品种,除一些较大的玉兵器外,大多是小型玉器。材质多样,但基本以闪石玉为主,也有绿松石、萤石、大理石等其他材质。工艺上无论是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抛光,还是玉料的运用和创作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谷娴子:《馆藏商代玉器述略--兼与殷墟出土玉器的比较》www.88850.com 13 商代玉器是上博馆藏玉器中的一个大宗,大约有400件,其中57件在上博玉器展厅常年展出。全为传世品,没有考古出土品。种类较为丰富,既有常见器形,也不乏少见精品,还有与殷墟出土玉器类似的圆首玉圭、玉熊、玉虎、玉戈、玉梳等。通过对馆藏商代玉器的整体梳理,和玉器材质的科学鉴定,上博馆藏商代玉器具有以下特点:1、最大化使用玉材,采用分料加工,改制玉器常见。2、玉器多附着朱砂,部分器物局部受沁;主要为透闪石质软玉,极少数为石质;个别器物洁白温润,留有皮色,有新疆和田玉料特征;地方玉料仍有相当占比,部分玉料有西北特征;未见河南独山玉、孔雀石、大理石;绿松石仅见于镶嵌。 第七场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金沙玉器比较研究》www.88850.com 14 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中两处最重要的遗址,两处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但是许多论玉的文章都把两地的玉器作为同一时代的遗存来看待,而他将两处遗址区别对待并对比研究,将三星堆和金沙作为两个地理单元来看待。 通过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玉器比较,发现在主要器类、器物型体、玉色和工艺方面都存在差别。从堆积范围、堆积方式、堆积包含物、器物被人为破坏等方面看,金沙遗址实际上是一个祭祀坑,是古蜀文明的第三号祭祀坑。三星堆和金沙的差别来自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金沙当处于古蜀文明开始走下坡的时期(相对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时期而言),按以上文化特性分析来看,两者间并不是时间上的直接承接关系,相差可能在百年以上。因此,可能还会有介乎三星堆和金沙之间的古蜀文明高级别遗址,也可能还会有祭祀坑发现。 王方:《夏风西渐 试论夏商玉器对古蜀玉器的影响》www.88850.com 15 夏商时期的成都平原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古蜀玉器,无论在玉材的选择、玉器的形制,还是玉器的组合、用玉的规模等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极具鲜明地域特色与个性。通过初步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古蜀玉器从缘起到发展的过程中又曾受到其他区域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器物的类型、组合造型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并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子。而在这些多元文化的影响中,认为又以中原夏代二里头和早商二里岗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最为明显与深远。 杨瑾:《商代玉器模仿金属器现象及外来影响》www.88850.com 16 考古发现的商代玉器在数量和质量上有着明显的前后时间之分。早期玉器主要出土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及墓葬中,数量较少,种类单调,工艺简单,玉器制作业比较落后,而晚期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在种类和制作水平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她认为在商代玉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特征和渊源,主要表现在器型、技术、风格和装饰母题等方面,似乎与北方系青铜文化有联系,或有广义的游牧民族“漂移”文化的某些元素,主要表现为对北方系金属器的模仿,包括青铜和金银等,这一点目前基本被青铜和金银制造技术的非中原传统所证实。对青铜器造型模仿的器类有玉兵器戈、钺、戚、刀等,簋、盘、觯等器皿类。对青铜器题材的模仿有动物造型和文物纹样,其中以鸟纹造型最为丰富,且有很多变体。对青铜器装饰元素的模仿主要是卷云纹与云雷纹、扉棱装饰和瓶状角。 商代玉器模仿域外器物的世界历史背景为,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至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后,来自北方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对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进行长时段的入侵。殷商取代夏朝统治者也是这场全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取代早期农耕民族的战争的一部分。在这种错综复杂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商代玉器及其文化中的外来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藏苏埠屯商代玉器》www.88850.com 17 山东博物馆于1965年—1966年在山东省益都县苏埠屯调查并发掘了一批奴隶殉葬墓,共出土文物2528件套,其中包含一批精美的商代玉器,共计138件。器类有玉鱼、玉鸟、玉虎、玉蝉、玉璧、玉环、玉琮、玉戈、圆台形玉饰、玉管状饰、筒状器、六孔梯形玉饰、蛇纹菱形玉饰、方形玉饰、挖耳勺、玉柄形器、绿松石等。 其中对玉鱼、玉鸟等主要器类进行了型式划分。玉鱼可分五型,A型直条形,B型弧形,C型细长型,一侧平直、一侧弧形,D型尾部刻刀型,E型直线细条状。玉鸟可分为两型,A型鸟身为三角形,应为俯视正面形象,单面雕刻;B型双面雕刻,鸟身为侧视形象。 张绪球:《湖北叶家山曾国墓地的商周玉器》www.88850.com 18 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省西北部随州市,是目前在南方所见最早和最完整的西周早期墓地,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等单位在此发掘了140座墓葬。其中包括了西周早期三代曾侯夫妇的墓葬。据研究,第一代曾侯墓在成康之际,未出玉器。第二代在康昭之际,第三代在昭王后期或昭穆之际。玉器主要出于第二、三两代的七座墓葬,数量相当多,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玉器的特征、年代及与商代玉器的关系,有较重要的意义。 出土玉器的墓葬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际和中期,然而里面相当部分玉器的年代应为商晚期后段和西周早期。商代晚期后段的玉器有玉虎、玉璜、玉龙、玉燕鸟、玉兔、勾云形器、有领璧、柄形器、鹦鹉形璜、玉蝉、鸟人、玉鸟、虎柄玉器(其他学者称为玉觽、玉弭)。部分玉鸟具有大螺旋纹、小道工艺,为商代晚期后段或西周时期,有些玉鸟为西周早期后段遗物。 曹芳芳:《广东域内玉器与用玉的嬗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www.88850.com 19 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用玉遗存的特点,大体可划归为两类:一是石峡文化用玉遗存,二是环珠江三角洲非石峡文化用玉遗存。石峡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可分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两大类。礼仪用玉有玉钺、玉琮、玉璧,剩余器类则属于装饰用玉。非石峡文化用玉遗存玉器种类以玉石环和玉玦为主,器类较为简单,并发现有制作环、玦的半成品或副产品如石芯。石峡文化玉器主要集中在石峡遗址,非石峡文化遗存所见玉器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石峡遗址石峡文化玉器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等级特征,而非石峡文化遗存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和贫富、阶层分化不明显。 广东青铜时代早期所见玉器种类有可划归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武器、工具用玉。礼仪用玉有牙璋、石钺、玉圭、玉璧,装饰用玉有环、玦、璜、管珠坠饰等,武器是玉矛。其中以装饰用玉和礼仪用玉为主,礼仪用玉主要是牙璋。广东青铜时代早期玉器主要分布于粤东、粤北、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较为少见。从出土玉器的墓葬资料看存在贫富分化、等级分化。器形特征是以体量较小的玉环玦为主,数量最多。中孔多为单面钻,正反面区分清晰。 广东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除却外来因素的玉器,剩下就是以玉石水晶玦、环为主,包括加工制作这些产品的副产品及余料,普遍使用玉石水晶玦、环是广东域内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延续不断的用玉传统。而外来玉器,随着时间的变幻而不同。 青铜时代早期从北方传播而来的牙璋、有领玉石环以石质为主,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北方,多为当地制作。它们都是承载有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礼制与政治观念的礼器,这也是它们能够传播至南中国的原因,在广东它们依然发挥着礼器的作用。 (文字部分由曹芳芳记录、整理,图片由兰维拍摄)

导读:三星堆文化因其奇特的文物特征而被很多人熟知,其实三星堆文化的这些奇异的文物并不是”天外之物“,三星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许就藏在巴蜀周边的新石器文化当中。3700年前东方的石家河文化衰落,而此后的三星堆文化,则明显观察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听说四川要启动古蜀文明研究工程,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我们期待有新的成果来更好地诠释巴蜀文化,了解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构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星堆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王巍:对古蜀文明的研究和传承,我们很高兴地得知,四川省委、省政府有一系列的方案。中国考古学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向世界发声,介绍古蜀文明的辉煌以及丰富内涵。我个人认为,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遗址,早就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国家对申遗项目也有相应指示,要有利于弘扬中华文明,有利于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明史,等等,所以像良渚、三星堆这些遗址,都应该是我国排在最前面的申遗项目。 但是对古蜀文明的认知,仍然还要继续通过考古进行,尤其以宝墩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发掘。以前我们认为三星堆好像是突然出现的,在此以前成都平原人口稀少,相对落后。但是宝墩古城的考古,却让我们发现它居然是同一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都邑之一,所以对三星堆以前的成都平原历史文化高度,应该作重新的认识。至于古蜀文明的传承,目前四川有做得很不错的一些方面。比如,金沙遗址不仅保护下来,还建成博物馆,太阳神鸟还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博物馆的展陈,也做得特别贴近大众,“让文物活起来”始终是考古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三星堆遗址是位于巴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时间距今3000到4800年,需要了解的是,三星堆的前一千年原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一直到3800年前左右,三星堆出土了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器物开始,三星堆文化才确立,而所谓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其实仅见于三星堆晚期的两座器物坑,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250-前1050年,这已是二里头文化结束后至少300多年以后商朝晚期的事儿了。所以,三星堆的文化的存在时间,就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朝前后。

  • 简单梳理三星堆的”一生“: 早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夏商之交);
    • 中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商早期);
    • 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商周之交)

www.88850.com 20 www.88850.com,三星堆青铜文化,《古蜀文明》,郭蓉华绘

​东方而来的石家河文化严重影响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一般认为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前身,但仔细盘点三星堆周边的新石器文化,会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器物特征受石家河文化影响严重,这个观点也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2016年中国石家河文化玉器主题研讨会曾一致认为: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

www.88850.com 21 三星堆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严重

​其实,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三星堆文化不是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文化,而应是夏文化与三峡地区土著文化联盟进入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原有文化后形成的。”(《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从地里位置上看,良渚、石家河和三星堆都位于长江沿线,而良渚、石家河和三星堆在历史上的兴亡时间也是前后相继。石家河文明东联良渚文明,西接宝墩三星堆文明,玉石文化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消亡之后,沿江西上影响了同样玉石文化发达的石家河文化,也未可知。​古人的地域融通路径非常奇妙,三星堆与良渚的联系,包括石家河造像与三星堆造像也是极其相似的,不能不说他们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如下图)。

石家河玉器与三星堆青铜器特征对比 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发现于1954年配合水利工程的考古调查,这一大规模的遗址群于1955年起先后进行过10余次系统考古挖掘,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的史前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有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不少被国家与湖北相关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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