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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熜毁佛骨,明清文艺与科举文化生态

2019-06-15 06:12

明世宗崇信道教。嘉靖十五年五月,为建皇太后宫,拆宫中元代所建佛殿,得大量金银佛像、佛牙、佛骨。尚书夏言奏请将佛骨埋于中野,以杜愚民之惑,世宗下令予以销毁。于是毁金银佛像169座,烧毁佛牙骨等13000余斤。

内容摘要:复古”是明代文坛的重要风景,文人士子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古文复兴大业,令中国近世文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让演进到近世的中华文化带有了厚重的底色。近读郑利华先生《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让我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宗尚系统、具体层次及内在脉络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进而对复古前的明初文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前后七子不断把宗尚的对象向前追溯,以树立学习的“第一义”的复古绪次,我们也不妨把“复古”这一研究对象向前推移,以见复古运动正式开展前的文坛情势。明初的浙东文人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复古主张,然而只有零星细碎的论述,够不上体系,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却为前后七子的复古奠立一定的基础。

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


关键词:复古;浙东;文人;诗歌;文学;文坛;李梦阳;七子的;诗文;影响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丰富

文坛复古“前七子” 明代,朝廷制订了八股文科举考试制度,天下文人遂将注意力悉数转向“四书五经”,而对于其他古书典籍则概不涉阅。并且当时文坛流行的文体是“台阁体”和“理气诗”,其中“台阁体”纯为粉饰太平的无病呻吟之作,“理气诗”又毫无诗味,庸俗之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文学团体——“前七子”,提倡复古,学习情文并茂的汉魏盛唐诗歌,以消除八股文对文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前七子”以李梦阳为首,包括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7人。他们为复古,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学习汉魏,近体诗则效仿盛唐。认为汉唐以后的诗文则一代不如一代,因此必须严守古法,模拟古代诗文的形式,进行创作。前七子在当时虽然仿效古人的诗作形式几近呆板,内容无甚创新,但在打击八股文,提倡复古方面,还是有一定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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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相较于前后七子时常被批评“泥古不化”,浙东文人则表现出了较为通达的复古观念。

明代的馆阁文人,其作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职业写作,可称之为“馆阁写作”,二是“馆阁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可称之为馆阁文学。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写作”与馆阁文学气质较为接近,但成化以后,随着郎署文人和非体制化文人相继主导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渐行渐远。这一史实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复古”是明代文坛的重要风景,文人士子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古文复兴大业,令中国近世文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让演进到近世的中华文化带有了厚重的底色。前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复古文人群体,在弘治至万历的百余年间,深刻影响着明代诗文的发展。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若不细加究察,我们很容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标签所蒙蔽,而造成对这一段史实的误解。近读郑利华先生《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让我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宗尚系统、具体层次及内在脉络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进而对复古前的明初文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科举考试是一种分层级的考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影响,文坛也不例外。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三个文学流派,分别兴盛于宣德年间、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这并非偶合,其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明弘治十一年(1498),前七子文学复古正式拉开大幕,李梦阳从事的复古运动开始形成一定声势。既对上古经典文献娴熟,又对民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这造就了一位生活和创作都极为丰富的文人。李梦阳的古典诗文行间,时时可见炽热真挚的情感抒发以及来自民间的白话口语的声韵。其诗“追宗《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其文宗法先秦两汉,对文坛盛行的台阁风习产生了强烈冲击。《明史·李梦阳传》记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的出场,意味着致力于古文辞创作的士子的真正苏醒,标志着明代文坛新时代的到来。

就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衡文取士”,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就台阁体的兴衰演变而言,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组成部分,其兴衰与之大体同步;就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来看,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表明诗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在状元写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文学复古大业,过程艰辛。据《明史·李梦阳传》记载:“(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按:史称“前七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前七子”的风姿神韵,在多年后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谢榛、徐中行、吴国伦等结成的“后七子”文人集团那里不断地被追述,成为激发他们一起为古文复兴而奋斗的力量。他们孜孜不倦地析文授业,把整个时代的复古风尚传达给懵懂初开的青年一代。前后七子两大文人集团共同奏响文学复兴的时代乐章,他们的诗情文才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明代最为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股文和策论。殿试策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朝廷决策尤具导向作用。八股文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另一方面,八股文又承载了思想文化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开有明一代文学新气象的浙东一支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文人群体。

明代科场案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为前代所少有,国家大政,由科场可见一斑。而科场案在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一个常写科场的戏曲作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明初浙东文人主要有宋濂、方孝孺、刘基、王袆等,不但有史识诗情,更具文采风流,在明代诗文领域,首揭复古大纛,自有不容轻忽的地位。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宋濂,号为明初文臣领袖,其论诗十分重视取法最具古典诗歌“第一义”典范性的《诗经》。他在《林氏诗序》强调: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周之盛时,凡远国遐壤、穷闾陋巷之民,皆能为诗。其诗皆由祖仁义,可以为世法,岂若后世学者,资于口授指画之浅哉!先王道德之泽,礼乐之教,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王泽既衰,天下睹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学而后成,于是穷日夜之力而窃拟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劳而意愈违,体调杂出,而古诗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无其本也。(《朝京稿》卷五《林氏诗序》)

比如,对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文坛变迁,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均为台阁重臣。弘治年间,以郎署官员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嘉靖年间的台阁重臣严嵩以三杨传人自居,自视为文坛领袖。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风范,不屈不挠地挑战严嵩的文坛主导权和政治威权。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明代文坛的这一格局变迁,与科举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明代自英宗以降,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而一个进士是入翰林还是入郎署,又与其录取名次直接挂钩。这种由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社会层级的差异,不仅导致了地位、职能的不同,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分歧。明代的台阁重臣,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而是接受帝王的委托管理政务,阁权常常只是皇权的延伸,未能形成对皇权的有效制衡。与台阁要员不同,自宋代以来,郎署官员即有上疏直言之责,明弘治以来,这一职守特别受到强调。这种职务上的要求使他们常常同台阁发生冲突,也影响了他们的处事态度和文学理念。比如,前七子和李东阳虽然都倡导以盛唐诗为榜样,其实两者的宗唐区别甚大。李东阳偏爱王、孟一脉的清新隽逸,其诗风因而雄健之气不足,李梦阳则致力于效法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常常用诗来做社会批评。

又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重要的戏曲作者,大都拥有进士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话本小说和戏曲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存在如此引人注目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话本小说只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到舞台上(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层级的提升,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的情形也颇为常见。所以,进士如康海、李开先、沈璟等人,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才情和动机,也没有排演的实力。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文体布局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文体布局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章回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汉赋、六朝骈文、子部小说和“朝廷大制作”等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局面。其中八股文的境遇尤为尴尬,不只是与现代的散文标准格格不入,它还常常被视为文化垃圾,只在做负面评价时才会提到。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那些优秀的八股文,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就八股文的内容而言,一般地说,我们所感知的儒家传统,往往是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而理学之普及并在读者中重新获得新鲜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八股文这种新型文本的力量。自然,明代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大体是在朱熹等人的解读基础上展开的,后期也较多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因采用了新的文本方式,体贴入微而又新意盎然,这就让明代儒学重新获得了由“陌生化”处理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例如,弘治六年进士李梦阳所作《论语》“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视野下的管仲,也有助于我们感受明代知识精英对汉唐气象的憧憬。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应祥所作《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题文,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诸侯、卿、大夫身边的“幸人”,即被宠幸的“身边人”。方应祥的这一解读无疑是睿智的,从中国历史的情形来看,所谓“女祸”和宦官之祸,常常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身边人”的关系而造成的。孔子提出的这一忠告,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八股文的表达而言,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曾大力倡导“以古文为时文”。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即将古文所注重的深刻思想、阳刚之气和丰富多彩的章法句法融入八股文,以克服“体用排偶”所带来的平庸、板滞、柔弱之弊。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由内容方面看,同样是载儒家之道,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较多融入了个人心得,富于新意,又不拘于对偶的句式和固定的章法,所以气势健旺。“以古文为时文”,所注重的正是内容的深刻和“排偶”的多样化。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尝试,催生了不少八股文名作。晚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曾将明代八股文与汉赋、唐诗并列,视为一代之殊胜。清民之际的黄人,也视八股文为明代的三大文类之一。这当然不是盲目肯定,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置疑,但八股文作为文章一体,佳作如林、不乏经典之作,也确有依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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