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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重臣给天皇的贺卡,清世宗把自个儿批过的

2019-06-01 05:37

在老年间,新年到了,有点身份的人都会以拜帖的形式相互问候。在清代,“拜帖”成了流行的时尚———初一时,人们执着拜帖满世界跑,到一宅子前,就高叫某某拜帖到,帖子呈上,走人,再送下一家。拜帖的最高形式,应属官员进献皇帝的,叫“奏帖”,官方地讲,叫请安折。

  王敬雅

请安原是一种见面问候礼节。始于辽、金、元朝。清朝尤尚此礼,并衍变成为官方的礼仪。《辽志》云:“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具体行礼情节,现在一些清宫题材的影视中尚可见到。

  原标题:讲真,这才是奏折本折啊

请安折,是奏折的一种。清代讲究以文牍治国。皇帝掌控偌大国家,主要通过与各级官员之间的文书往来,了解国情,传达谕令,指授方略。因此,在清代存在着一个严格而又复杂的官文书制度。清朝公务文书中荦荦大者,当属题本与奏折,而后者后来竟替代了前者,尤为奇迹。

图片 1赵弘夔请安折

在清代,奏折是最具效率的公务文书。地方官员给皇帝上奏,不用通过内阁,可直接进呈到皇帝手中;皇帝根据情况,在奏折上直接用朱笔批示。朱批过的奏折再返回到官员手中,官员根据朱批内容,遵旨办事。而这种文书,最早起源于康熙年间亲信臣工的请安小密折。满族官员有经常向皇帝请安的习惯,具折请安时,顺便报告其他事情,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图片 2雍正皇帝读书图(清)

早期奏折之人,主要是李煦、曹寅等内务府派出的包衣亲信,是宫中的密探。到了康熙中晚期,密奏人员扩大,如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都可“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到雍正时期,大约中央、地方有一定等级的官员都可上奏了。奏折数量上去了,内容也丰富起来。请安折便独立出来,成为特殊的一种。

图片 3雍正皇帝批复的请安折

在清代,每逢年、节,及皇帝、皇后诞辰或宫中重大喜事,官员照例要上请安折,道吉祥。写折即如拜人,官员都要举行隆重的“拜折”仪式。尤其地方督抚,发折前必先拜折。届时饬发三梆,官员步出大堂,属吏列队站班,步兵排队。辕门外三声炮响,鼓楼钟乐大作,在衙堂一角供设香案,官员将奏折匣供在香案中央,对着奏折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将奏折匣请下,交给差弁,高高地捧举在头上,疾趋而出,于是关门。而辕外又晌起三声礼炮,欢送奏折出衙……

图片 4康熙皇帝半身像屏(清)

请安折由于特殊,因此在制作及书写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比如一般的奏折就用白纸折,而请安的则装潢不同。寻常请安折,开面与底面都要用云龙黄绫裱褙,折身则用黄粉笺纸。如果遇元旦或万寿,请安折及其封套还会选用“鹤顶条魁”图案的黄绫,而折身及内衬则选用红纸,以示高规格。当然,如果遇国丧期间,二十七日内,请安折也得用白纸而不能用黄绫。

图片 5请安折与折匣

一般的奏折每扣六行字,而请安折则五行字。字体讲究“匀”、“正”、“光”、“方”、“秀”五字诀的馆阁体。请安折的内容很简单:如“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奴才(满人称“奴才”,如果汉人则称“臣”)英跪请皇上圣躬万安”就行了。

图片 6康熙皇帝南巡图(局部)

至少,在清早期,请安折是很被重视的。康熙时期,规定请安折必须官员本人亲笔,而皇帝也批得十分认真。笔者曾见到过一份雍正皇帝批曹頫(《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请安折,十几个字的请安折上,雍正皇帝竟批了几百个字。

  近日,一位台湾网友总结的“垃圾奏折”在公号走红,几位写折子的大臣都貌似成了专讲废话的缺心眼儿。事实上,这不过是新媒体包装之后有意造成的“误会”和话题罢了,被奏折逗笑之后,有很多知识点可以了解一下。

但到了以后,请安折频繁起来,渐渐地成为了虚应故事。皇帝便只是在折上批“朕安”两字罢了。有时折子太多,一时批不过来,也会嘱人代笔御批。

  什么是奏折?

皇帝开始倦乏了,大臣也会有所怠懈。乾隆以后大臣们的请安折大都是手下书手代笔。当然,上请安折作为高级官员的特权,依然像一把双刃利剑一样悬于大臣们的头上。稍有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清末刘声木《苌楚斋四笔》中记:

  公题私奏、专匣上书

国朝疆臣奏事之折,即偶有错误一二字,亦不过交部议处,照例罚俸而已。惟每月所递请安折,万不可有一错误字。设为内廷看出,疑为不敬君上,祸且不测。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初任直隶总督,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滋不悦。恭忠亲王时在枢府,探知其事,命人转告文忠,谓安折以后如再有错误,祸将不测,勿以为小事而疏忽。文忠闻而惴惴。

  有时候,就比谁家的马快

哪怕是细微处都要想到。比如进折时机,一定要计算好奏折进宫的时间,如果遇到煞日,就要倒霉。如元旦贺折必须在腊月二十三日前到京,否则不收。

  奏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清代上行文书,之所以为人知晓,是因为它记录了很多官员与皇帝的日常交流,除了军国大事,还有家长里短,遍布“朕就是这样汉子”之类的金句。其实在清代,奏折制度确立的时间较晚,也只有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时期确实执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生动活泼的朱批,大都来源于这两个皇帝。

在国内的还好,比如江苏,驰驿大约十天左右可到,广东大约二十日可到,官员们都心中有数。届时派专人护送,不会有误。但如果人在海外,比如清末那些驻外大臣,奏折只能走海运,遇到风暴或天灾,那可就没准了。因此,当时驻外大臣,都先将请安折写好,早早地就寄到内地,由内地大臣届时帮忙进呈。

  清代是一个在文书系统上运行的国家,奏折只是它庞大文书系统中的一部分,那么,官员日常是怎么跟皇帝交流的呢?简单来说,可以称作“公题私奏”,这句话是用以区分题本和奏本的——注意不是奏折。题奏制度继承自明朝,即公务向内阁递交题本,用官印;私务递交奏本,不用官印。但是这一制度在清朝进行得很困难,清代皇帝是比较讲求行政效率的,题本、奏本递上来,先让通政司或部院审查一遍格式,然后递送内阁,最后到皇帝手中,这样一来一去,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信息全无保密性。

光绪年间,驻美大臣崔国因,在国内找的代理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在同乡面上,自然帮忙。当然,他不只帮崔国因一人。另外驻德大臣洪钧(赛金花老公,也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等,也求他做代理。

  这让康熙皇帝很不满意,所以在康熙中期,开始出现官员和皇帝的直接交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奏折。清代奏折按照内容不同格式也不同,分为奏事折、奏报晴雨粮价收成分数等折、请安折、贺折、贡品折、谢恩折、遗折等名目。奏折写作一律用六行格式,每行十八字。折内遇有尊崇字词必须抬格、换行。

光绪十五年腊月,封印的前一天(清代官衙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封印,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印,封印期间,官员放假),李鸿章照例将收到崔国因次年元旦应进呈的请安折进行整理,却大吃一惊,发现崔的请安折咨文与洪钧等人的有异。仔细一看,原来是崔国因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盖反了。再一检查,同期崔国因寄来的三十件文件上的印花都是盖反的。按规定,咨文与请安折要一同交奏事处(专门负责向皇帝转交奏折的机构),印文倒盖,论罪应为“大不敬”。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隔重洋,通知都来不急,更别说改寄了。李鸿章冷汗不止,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运气。还好,李鸿章打通关节,这事才被遮掩过去。

  奏事折折面中上位置写“奏”字,折内首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奏,为某某事,仰祈圣鉴事”。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皇帝一眼能明白所奏事项,再决定要不要继续读下去。请安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请皇上圣躬万安”;贺折,如万寿节,折内第一页右起写官衔及“臣某某跪祝皇上万寿万万寿”;贡品折随请安折进,折面中不写“奏”字,而写“进”字。所以皇帝翻开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件奏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根本不存在请安折、贺折给皇帝增加工作量的问题。当然清代是满汉文双行的,满文奏折也是这个套路。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美国的崔国因,叮嘱他,六月万寿节还要进请安折,千万别再出差池了。李鸿章知道崔国因为人迂腐,高度近视,偏偏细小的事喜欢自己亲躬。因此在去信中说:“朱子《中庸》注云:大臣不当亲细事。盖印细事,执事若委之所司,则无此失也。”

  清人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记,雍正朝“外臣文员至道府同知有赏折匣者”,“武员至镇协往往赏折匣许奏事,并颁锁匙,与今折匣异。用尽许更请,所以广耳目也”。皇帝发给有上奏权的官员每人一个匣子,并配有锁和钥匙,以保证奏折的保密性。

  在京各部衙门的奏折,每天午夜由一笔帖式捧至东华门外,收入紫禁城景运门内奏事处。寅正(清晨四点)乾清门开启,由奏事处值班章京查核印片无误后接收,登入档簿,然后交给奏事太监,进呈皇帝批阅。

  外省奏折递送,最初均由递折者派亲信家人送到宫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准许动用邮驿递送,也可派专差递送。通过邮驿递送的,先送到兵部捷报处,再由兵部送到乾清门,随到随送,无时间限制;专差递送者,则直送乾清门,交奏事处值班章京,汇交奏事太监进呈御览。根据各省情况不同,这个时间由几日到十几日不等,有的时候为了跟同僚打信息战,就比谁的马快。康熙末年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的时候,噶礼就是靠递送奏折跑赢了五天,在消息传递上取得了一定主动权。

  奏折从哪里来?

  皇帝心腹、满汉有别

  奏折不是你想写,想写就能写

  康熙皇帝对于具折人的要求相当严格,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有资格写奏折与皇帝对话。当时被恩准具折奏事的官员,主要是一些亲信家奴及个别重要地区的武职官员。像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未奉特旨,也不得具密折奏事。比如康熙四十二年,当时的江苏巡抚宋荦有密奏,只能通过品秩比他低得多的苏州织造李煦转奏。康熙皇帝在李煦的密折上批道:“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贵州巡抚刘荫枢曾请求准许以密折奏事,康熙帝批复:“有当请旨者,密折奏来。”也就是直到此时,巡抚密折奏事还是要皇帝特批的。

  这个范围在后来不断扩大,雍正二年(1724)上谕:“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之事,皆有关于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自乾隆十三年(1748)奏折成为国家正式官文书之一以后,“凡在京宗室王公大臣,文职京堂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及翰、詹授日讲起居注官者,皆准递奏折”。

  在康熙时期,也只有奉特谕的人才可上折请安,现存最早的请安折,是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现存的康熙年间请安折,大部分是满人官员书写的,其实质是官员对皇帝的一种私人问候。且清制规定,各地驻防满洲的请安折,一律以满文书写,并鼓励本人亲手写。康熙帝在两江总督傅拉塔、甘肃巡抚齐世武的请安折中多次劝慰他们,字写得不好有错也无妨,“尔等折内,皆朕随手草书,再无一人知道,亦无底稿”。康熙四十八年,杭州织造孙文成的请安折,皇帝朱批:“朕体安。今年得病时,尔处杭州众满洲皆安否?将军之书又不来,朕心为众满洲著实忧愁,著将此书与众满洲看。”

  乾隆朝以后,满人的满语水平急剧下降,甚至连一篇简单的请安折也不能写了,屡为皇帝训斥。道光七年,广州将军庆保请安折等均用汉文书写,道光皇帝不禁感叹:“广州驻防官兵不下五千余人,岂无一写清字之人?”

  请安折的频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虽然没有固定时间,但是如果皇帝长时间看不到你的奏折,就会心生疑虑。康熙四十七年,皇帝觉得湖广提督俞益谟总不上奏非常不妥,要求他“凡有请安或地方该奏之事即具折来奏”。同样,康熙皇帝也批评过川陕总督齐世武、巡抚鄂海折子间隔太久。不过频繁的请安也确实会招致反感,皇帝会朱批:“此等请安事宜,不必时常具奏。”

  奏折写什么?

  地方情形、风闻言事

  数量之巨,皇帝有时也要崩溃了

  大家印象中有个误区,就是清代所有公私事务,只要是对皇帝汇报的,都要写奏折。但是不妨设想,一个人口超过三亿的国家,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批示,皇帝自己恐怕就是生出三头六臂,也难胜任。其实,奏折这是清代多种公文中的一种,因为是高层大臣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方式,所以最受重视。

  康熙皇帝曾对臣下密折上奏一事批示:“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而用雍正皇帝的话总结:“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夫谕旨所不能尽者,亦皆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不能明说的,可以上奏折;皇帝不能明示的,可以批奏折。

  在康熙皇帝给浙江巡抚黄秉中的官方说法中,“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蜜(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但实际上除了这些公事之外,康熙也非常注重用密折收集情报、笼络人心。

  现在康熙朝汉文奏折留存最多的,是当时的直隶总督赵弘燮,他在直隶巡抚(后改为总督)任上十七年,远远超过了后任的畿辅大员,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虽然是汉人,但是却是康熙皇帝极为信任的人选。他的父亲赵良栋,顺治二年招募入清军,在三藩叛乱、康熙皇帝最为危难的时刻,替皇帝平定云南吴三桂,深得康熙倚重。赵弘燮的兄长赵弘灿官至两广总督,也是封疆大吏。最重要的是,康熙皇帝晚年时,老臣们纷纷谢世,他曾作诗说:“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而陪他“老朽”的重臣之一,就是赵弘燮。

  从现存奏折看,赵弘燮年老体衰的时候,皇帝不但为他派去御医,还将西山泉水送到保定给他煮药,并且把进口的金鸡纳送他服用,两个人还像寻常老人一样,探讨养生之道。此时,赵弘燮的请安折,可谓是皇帝的一剂舒心药。在康熙六十一年,赵弘燮辞世之后,康熙还是强撑病体为他写下悼亡诗句,说他“保全终始君恩重”,感其死后“节钺空悬揽辔情”。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江南三织造,就是康熙在两江地区安插的形势观察员。江南地区百姓富庶、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又是曾经南明势力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康熙皇帝重点监控的地区之一。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不但在两江地区为皇帝谋取财富、贩运货品,更将江南地方的士风舆情、官员动态、物价民生等事项,事无巨细地上奏给皇帝。因为他们本身不处理相关事务,所以所奏内容与其他官员多有重合,但是仍然是康熙皇帝了解地方事务的重要角度。

  这种私人奏事的方式到雍正时期发展到巅峰,勤政的皇帝几乎与所有高级官员都建立了这种一对一的线性联系,连官员升迁、税赋改革这种日常政务,也是靠奏折的方式解决的。因为奏折数量的急剧增加,军机处也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由皇帝钦点的心腹官员组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皇帝处理奏折,并将皇帝旨意下达。即便如此,雍正皇帝也还是经常看奏折看到“以手揽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

  奏折到何处去?

  缴回宫中、不可隐匿

  雍正帝把自己批过的折子做成了出版物

  奏折经过朱批之后,有关衙门及具折之人,必须根据朱批内容遵照执行。所以朱批内容涉及部院应行遵办者,必须发抄,之后军机处将朱批奏折另录一份存档。在京衙门的朱批原折,由奏事处发还各衙门执行,之后送军机处;外省的朱批奏折,则由军机处封交兵部捷报处,或者由内奏事处交给递送奏折的差人,退还具折人,然后再缴回宫中。

  奏折的广泛使用存在于雍正时期,就康熙、雍正两朝而言,奏折虽然没有都写有“密折”字样,但是性质上还是一种秘密文件。但是雍正本人比较有趣,在雍正十年的时候,他想要将自己处理过的折件进行“出版”,于是从众多奏折中挑选了七千余份,辑成了《朱批谕旨》。而此书未刊刻,皇帝就去世了,继任的乾隆为此书作了后序,并于乾隆三年刊刻出版。

  此后,乾隆皇帝对奏折的秘密性也失去了兴趣,再加上他本人和雍正性格完全不同,乾隆统治时期很少依靠特务手段,他自信心很强,觉得自己驭臣有术,因此较少使用密奏。而且所有文书形式几乎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在成为定例之后,就会出现很多套话。于是奏折在乾隆年间,也越写越长。乾隆皇帝非常反感长篇累牍,漫无目的的奏折,加上军机处职能的发展,奏折基本都交由军机处处理。此后,臣下多“以奏代题”,奏折这种形式则走向公开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搜集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朱批,基本集中在康、雍二朝的原因。

  到了晚期,奏折的处理也程式化了,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天咫偶闻》记载了当时下发奏折的场景:在乾清门石栏上,有一盏白纱灯,如果灯由石栏上移到台阶,则表示已经朱批的奏折即将发下,不久即有奏事官慢慢捧折而出,高呼“接事”。各部院衙门递折的笔帖式就集合起来,恭候发折。奏事官叫到的人就上前,一面交付奏折,一面口传朱批内容,如“知道了”、“另有旨”、“依议”。

  这是三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对于不需要回应的信息,称“知道了”;对于需要进一步处理的信息,称“另有旨”;对于同意处理方式的信息,称“依议”。奏事官会事先已在折匣上用指甲划出记号,俗称“横知竖议”,这样就不必一一阅看,而百十匣无一误差。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集中阅读到大量奏折,就是因为前文提到的奏折汇缴制度。皇上写过字的东西,不能随意处置,必须缴回宫中贮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江南提督赵珀曾奏请:“主子教训御批之笔,理应恭缴……窃思传为子孙世宝,除现奉主子手书恭缴外,嗣后御批可否赏给,准免恭缴。”也就是说,奏折此时是应该缴回的,但是我特别想留作传家宝,皇上是否应允。康熙览奏后批示:“若不关蜜(密)事,无妨。”

  一向严厉的雍正皇帝则与其父亲不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继位,立即谕令军前将军并各省督抚提镇等,将“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并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存留。”之后雍正不断下旨严格强调缴回制度,乾隆皇帝还特别强调,“虽批‘朕安’一二字者,亦不可隐匿,如有隐匿者,照隐匿制诰例从重治罪”。但是到了晚清,缴回制度开始松弛,因此很多皇帝的御笔批示流入民间。

  御批奏折缴回内廷后,贮存于宫中懋勤殿等处,因其置放宫中,这部分奏折便被称为“宫中档”。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随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将大批缴回奏折一并带到台北,之后台北陆续将“宫中档”出版。而留下来的各朝奏折,基本贮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处宫中档汇总后,也陆续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物中基本选用的是有朱批内容的折件,大批没有朱批的奏折还存于档案馆,出版者不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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