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 文物考古 > 讲座纪要,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院举行

讲座纪要,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院举行

2019-05-05 08:30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针对蒙古族源各自表述的学术争论日前有了新进展。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实验室传来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过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多材料综合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取得分子考古学阶段性突破,研究结果支持蒙古族源接近“东胡说”。

2016年3月25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2016年度考古学研究系列学术讲座”第二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举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朱泓教授作了题为“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研究员、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研究员、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的广大师生全程聆听了本场讲座。图片 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主持讲座 李贺 摄图片 2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向朱泓教授颁发主讲嘉宾聘书 李贺 摄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课题之一的 “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课题负责人,朱泓教授此次讲座旨在重点介绍该课题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为了更好的诠释讲座内容,朱泓教授首先介绍了现代蒙古族的体质特征与遗传学构成:现代蒙古族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中央亚细亚类型,一般具有低而阔的颅型,高而宽阔的面型;在群体遗传学结构中,Y染色体的主要单倍型以C型为大宗,线粒体DNA的主要单倍型则以D型所占比例最高。图片 3主讲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 李贺 摄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有关“蒙古族源”问题的探讨,更多的学者较为支持“东胡说”,为了从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视角来揭示蒙古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遗传学脉络,朱泓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与东胡、鲜卑、契丹有关的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古代人类标本开展了一系列生物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林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出土的人骨标本普遍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较大等北亚蒙古人种体质特征,与已知的鲜卑、契丹人群的颅面型特征较为接近。根据其线粒体DNA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以及Y染色体单倍型类群分析的结果,表明该组古代人群遗传关系上与现代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北亚人群以及古代拓拔鲜卑人有着颇为接近的亲缘关系。食谱分析结果表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应占据重要的位置。此外,井沟子墓地古代居民在考古学文化、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也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胡”人群颇为相似。因此,朱泓教授认为井沟子墓地古代人群或许为蒙古族源“东胡说”提供了来自自然科学的佐证,这是我国学者通过生物考古学手段对古代人群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为古代东胡遗存的确认和进一步开展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在此次讲座中,朱泓教授还详细介绍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出土人骨的生物考古学研究最新进展。通过对采集自岗嘎墓地22座墓葬中的18例人骨标本进行形态学鉴定与人类学观测,结果表明:岗嘎墓地古代居民的颅型普遍较圆较低且阔,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参考伴随其出土的陶器、马鞍、马镫、马衔、桦树皮箭囊等遗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综合独木棺的葬具以及曲肢的葬式,可以初步推断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五代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学术报告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发掘领队刘国祥研究员针对岗嘎墓地中女性墓葬里发现的红色玛瑙珠等饰品进行补充说明,强调这一重要发现与文献中关于室韦人“俗爱赤珠”及“富人以五色杂珠垂颈”的记载相印证,由此可进一步判定岗嘎墓地更倾向于是一处室韦古代遗存。图片 4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研究员 李贺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族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研究员对朱泓教授为“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课题所做出的努力、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分别从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针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岗嘎墓地的发掘对于“蒙古族源”项目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释。图片 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研究员 李贺 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永志研究员也表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团结一致,全力支持“蒙古族源”项目的深入展开,并期待未来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图片 6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 李贺 摄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呼伦贝尔市科研中心的建设情况,以此为“蒙古族源”的项目顺利开展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与支持。图片 7讲座现场 李贺 摄 讲座结束后,针对现场听众的提问,朱泓教授耐心的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解答,他儒雅的学者风范也为现场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讲座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汇报、更是一次人类骨骼考古研究的科普盛宴,不仅是从生物考古学的角度提升对探索“蒙古族源”这一学术前沿问题的系统认识,更是我国学者通过运用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助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成功尝试。

        7月1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子课题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吉林省文物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相聚一堂,从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角度,共同探讨蒙古族源问题。

 

多学科合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蒙古族源的长期研究中形成了“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吐蕃说”“白狄说”和“蒙汉同源说”等。

  项目组专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作课题进展情况报告。朱泓介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还多半停留在主要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民族史学、民俗学、比较语言学等角度来进行探讨的阶段,亟需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新的视角展开对蒙古族源问题的考察。

 

  课题组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出土的古代居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的综合性研究,结合考古学文化、生存年代、地理分布等方面材料,为古代东胡族遗存的确认和进一步开展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介绍,“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取得阶段性突破,是运行新技术和大数据并联攻关的结果。

  朱泓还公布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参考出土遗物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综合葬具及葬式特征,初步认定岗嘎墓地古代居民应与唐-五代时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室韦)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专家建言  助推课题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北方地区出土了一系列与东胡、鲜卑、契丹有关的古代人类遗骸,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这些古代人骨资料展开人种分析和古DNA分析,开始从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视角解释蒙古族历史形成的遗传学脉络,为探讨蒙古族源“东胡说”问题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佐证。

  在听取朱泓的主题报告之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与交流。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项目首席专家王巍认为蒙古族源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在研究中应理清思路,着重探讨岗嘎遗址与东胡、鲜卑的关系,并加强与境外12-13世纪蒙古人DNA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林沄认为应明确民族与人种的区别,同时应加强对国际上相关争论的研究。他还建议蒙古族源的研究应从蒙古族形成时期开始研究,并且注重对蒙古国相关材料的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安泳锝建议加强对元上都附近蒙古族墓地材料的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认为应将课题研究中的历史、地域、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关键概念确定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强调了岗嘎墓地的材料在该课题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项目组专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认为,根据我国历史文献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和民族史研究结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鲜卑、契丹等族均为东胡后裔,这就为利用相关分子考古学资料间接地讨论东胡人种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实验室和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据了解,“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子课题是对地下出土的与蒙古族起源问题相关的古代人类遗骸开展人种成分分析和古DNA分析,从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视角揭示蒙古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遗传学脉络,为探讨蒙古族源问题提供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佐证。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井沟子遗址东胡人遗骨的发现,使其DNA证据开始浮出水面。朱泓认为,鉴于实验室多维度分析,以及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人种学坐标,说明东胡人群与鲜卑人群及近现代蒙古人群有很近的“高频率”遗传关系,并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族群遗传关系也十分密切。

 

  “可以得出结论或有理由认为,实验室得出的科学证据为进一步开展蒙古族源的科学研究及其‘东胡说’提供了一条生物考古学的新线索。”朱泓说。

 

本文由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发布于文物考古,转载请注明出处:讲座纪要,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院举行

关键词: